外面的世界

透着瓦窑头浓厚的乡土气息，带着父母无限的期望，我第一次背起双肩书包，怀着忐忑与好奇，转入山焦小学五年级就读，继续“小么小二郎”的生活。
教室外的楼道里，清脆的电铃声于我是新奇的东西，高挂在墙角一隅，以一个高亢的调子响起，仿佛无数的知了齐鸣。瓦窑头小学钟声，来源于吊挂在班主任门口的短截铁轨，上课铃声急促，下课铃声舒缓。老师往往指派学习优秀的学生执行敲钟任务。很长时间，我便认为那是一件令人羡慕的差事。虽不能至，然心向往之。

白姓的同学作我的同桌。长着一颗小虎牙，白净清瘦，说话声比蚊子大不了太多。上课听讲，下课写作业都分外安静，仿佛嘴只是用来吃饭的。我上课时左顾右盼，下课问他作业，如同给外国人讲赵城普通话，他只露出虎牙微笑，而后又认真地对着课本默读起来。
走出校门，他仿佛变了。眼睛与嘴巴欢快地互动，瘦弱的手臂在空中舞动。他讲述着太空的许多神秘事物，我一无所知，闻所未闻，晕头转向地听，插不进一句话。同样是人，仿佛自己肩上扛的不是脑袋，而是颗葫芦。顿生的嫉妒恨，把在农村时积攒起的一点自豪感冲击得片甲不留，真想揍他。好在我们住的前后楼，天天放学直到楼下才分手，渐渐熟识了。
后来，他邀我去他家做客。我怯生生地按他手指的沙发坐下，沙发旁放着用手帕盖着电话机。电话铃响起时，我身体惊得一颤。“喂，你好，…爸…”，他手握红色听筒，电话线弹性地伸缩着，那姿势轻松得意。我家没有电话，也没有用电话说过话，只在小时候看打战的露天电影，在银屏看到解放军首长打电话。我想试着摸一摸，听一听，又怕人家知道我没见过，丢人现眼，只好安静地坐着，甚至故意不去看那部电话机。只看同学递过来的科学画报，原来他路上所吹嘘的东西大多全在里面。
回家后，我把对电话的好奇告诉父亲。终于知道“当了领导，单位才给家里配装”。我只感到这个肯定买不来，是件遥不可及的事，也不再当着父亲的面，表达渴望了。
升入初二，终于如我所愿，家里也有电话了。母亲用挑选的彩色丝线，手工钩织了一块带有图案的织物，盖在电话机上。我立即觉得父亲身材更魁梧，对我训话时，言语的逻辑层次比以前更丰富了。我倾听着，头象葵盘低垂在胸前，父亲的教导照单全收。
外面的世界很精彩，外面的世界很无奈。遗憾的是，我并未将父亲的无限期望变成现实。年少时，自己做了许多遥不可及的梦，中年后才知用平和的心，扎扎实实做微小的事，才能过得充实，体验生命的别致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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