生产队那些事

时光如梭，转瞬间，生产队这一人民公社时期最基本的集体组织已消失三十五年了，作为一个恍若眼前却永远逝去的事物，生产队有太多的历史和故事留在记里。

1958年，我国开展人民公社化运动，实行政社合一，农村以乡镇为单位成立人民公社；实行公社、大队、生产队三级所有，生产队是当时最基本的核算单位。
生产队有队长、副队长、会计、保管员、记工员、妇女主任等干部组成队委；其生产资料归集体所有；每位农民都是生产队成员，称为社员，大家在生产队参加集体生产劳动，并获得相应的劳动报酬。
当年，生产队长在队上是绝对的一把手， 农田里种植作物，队上经营管理，都是队长说了算。农民基本都是大老粗，队长的工作作风非常简单化，有的时候张嘴就骂，伸脚就踢。由于社员之间非常熟悉了，骂了顶多还一句嘴，挨踢自己揉揉屁股就拉倒了，况且队长骂的、踢的都是比自己辈份小的人。

生产队长是人民公社年代里农村基层组织中的一个基层干部，俗称小队长。在那个年代，能当生产队长的人，必须是“出身好”，能任劳任怨，并具有丰富农业生产经验的人。用当时的话说就是“根红苗正本领强”。生产队长由全体社员民主选举产生，一年一选，可以连选连任。我在农村时，我所在的生产队队长是个复员军人。从我1968年下乡到1984年生产队解体的十几年间，他一直是队长，当时叫政治队长。副队长倒是经常变换，大多是因为年老体弱，自己退出的。
其实，生产队长并不好当，村里的社员都是沾亲带故的，还有的同房同族同宗，软了要受欺，硬了又会得罪人。再说，偌大的生产队，什么样的人都有。老实巴交的、服软顶硬的、爱耍嘴皮的、见风使舵的、拍马奉承的……每个人你都要去面对，你都得让他们有工分挣、有饭吃。在当时那个特定的历史时期，队长责任重大。
俗话说：操心不受累，受累不操心。生产队的大事小情都是队长操心的内容；贯彻执行上级的指示，决策本队的执行方案，也是很棘手的工作。因此，队长得的工分多些，农活儿干得少些也是理所当然的。
生产队有一项涉及家家户户、每一位社员的工作就是工分评定。
所谓工分评定，是指一个劳动力一天的劳动工分值。每年年初评一次。那个年代，农村生产队实行按劳计酬，按劳分配。工分是社员的命根子。
生产队评工分，是一件复杂的事，也是队长的棘手之事。工分评高了社员有意见，评低了影响社员出勤劳动的积极性。一个劳动力并非进入成年就是满工分，还要根据体质、能力等全面衡量综合评定，如果一位社员干活儿总是不符合质量要求，出工不出力，那么他肯定不能定为满工。其实评工有约定俗成的标准，通常一个男劳力一天计酬10分工，一个女劳力一天计酬8分工，老弱病残及小孩子都是6分工或以下。大部分人都不会有意见，每年只有那么几个人有争议，有时闹得关系很紧张。这时就要看队长能否压得住阵，如果队长走得直，站得正，少数几个人也翻不起浪来。

抽钩、抓阄是生产队决定疑难问题的法宝。派活，顺序不同难易程度不同，折几节长短不同的草棍，攥在队长手里，只露个头，由参与的人每人抽取一根，按长短决定顺序，这叫抽钩。老家人常说：大进小进，赶的。意思是说：活儿好干难干，凭的是运气。
每年生产队要派人出河工，如果有五人符合出工条件，可是只需去三人。队长就裁五张纸条，其中，三张写“去”，两张写“不”，团好后放在队长手心，让五个人自己选一个，按字决定谁去河工。这就叫“抓阄”。
好汉钩下断，一阄决胜负。生产队想做到事事公平很难，抽钩抓阄没有人情，全凭自己的手气。物资质量优劣是存在的，用抽钩抓阄的方法解决，是无奈之举；一些人明知自家分的东西比别人家差，只能哑巴吃黄连，怪自己手气差，自认倒霉。这种貌似公平合理、不偏不袒的做法，在当时也减少了许多矛盾的激化。
当年，生产队里的一项重要工作，是给社员记工分。每晚劳动结束，队委会的干部和当天“打头的”就集中到生产队饲养员屋内开会，记工员要将当天社员的出勤情况、活计种类记录下来，并保留底账。由于生产队干活多是集体出工，谁是否出勤、干了多少时间，大家都清楚，没有人敢撒谎。
那时生产队将一天劳动时间分为三段：以标准工计算，早、晚各计2分，白天计10分。如果有加班，例如夜间加班浇地、给队里外出办事，要根据队长的说法适当增加，所以在农忙季节，很多社员一天可以挣十几个分工。到月底，由记工员累计出勤工分并在生产队社员大会上逐一公布。年终除了按人口还要根据每家的工分分配口粮和余额款。每户社员一年工分的多少，决定着全家的生活质量。

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，农村实行“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”，生产队的财产一夜之间都分到了各家各户。生产队，随着改革开放后我国农村实行的土地“大包干”退出了历史舞台。但是，生产队作为一种集体生产生活方式，在中国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，是绝无仅有的，给经历过那个阶段的亿万中国农民留下难以磨灭的记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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